猗欤新命——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名人墨迹文献专场

1239 | 1939年作 刘半农签赠本《国语运动略史》、《莽权》

刘半农签赠本《国语运动略史》、《莽权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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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gned and dated: 1939年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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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nal Price: RMB 18,000


印文:刘
1.谨赠燕京大学图书馆,
刘复
一九二五 巴黎
2.立庵先生教,弟复。
备注:刘半农(1891-1934),江苏江阴人,原名寿彭,后名复,初字半侬,后改半农,晚号曲庵,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,文学家、语言学家和教育家。清宣统三年(1911年)曾参加辛亥革命,民国元年(1912年)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。民国六年(1917年)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,并参与《新青年》杂志的编辑工作,积极投身文学革命,反对文言文,提倡白话文。民国九年(1920年)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,民国十年(1921年)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。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,所著《汉语字声实验录》,荣获法国康士坦丁?伏尔内语言学专奖。民国十四年(1925年)秋回国,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,讲授语音学。民国二十三年(1934年)在北京病逝。主要作品有诗集《扬鞭集》《瓦釜集》和《半农杂文》。
这篇有关文物考证的学术论文《莽权价值之重新考订》,作者为刘复。
1926年8月,刘半农自法国获语言学博士回到祖国。荣归不久,他便实现了由文学家向音韵学家、考古学家的蜕变——成为科学家,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语音实验及文物整理、古文字的研究与考证,并着手发明各种测量声音之器械(按:并没放弃文学创作及文学翻译工作)。
《莽权价值之重新考订》,系文物考证文章,写于1934年年初,是运用数学、乐律原理及知识来论证“莽权”的。权,古时称锤的学名,莽权,就是指王莽篡权执政时期(即所谓的“新朝”)的度量衡,属于国宝级文物。
1933年底,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得获四个出土于甘肃的莽权,1934年元月,刘半农将其借出,请河北省度量衡检定所鉴定价值。经推算,他得到四个权的正确分量,终于求得莽权中“斤”的价值,随后写就《莽权价值之重新考订》。
刘半农平生共写出六十余篇音韵学及文物整理方面的论文。《莽权价值之重新考订》是考证“新朝”(王莽篡权执政,国号“新”)时称锤(古学名称“权”)的。曾闻刘复于1927年在《辅仁学志》一卷一期上发表过一篇《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》(1928年4月28日曾在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上演讲),找来原文读了一遍得悉,对新莽时期“嘉量”(按,古代标准容器的名称)价值的论定,刘半农完全是依据故宫所藏新(莽)嘉量作精密实测,重新推出的。在文中,他认为:“尺与升的价值,大概没有多大的问题,因为都是从许多方面比较、推算所得的结果,只是斤的价值却还有重新考订的。”
读《刘复日记》及拙藏《莽权价值之重新考订》原本知,1933年底,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得到了四个出土于甘肃的莽权,获悉此信息,刘半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校补以往莽权考证工作的好机会,他立刻与故宫博物院的马衡(字叔平)院长协商,将这四个大小不等的“莽权”借了出来,并于1934年1月12日这一天,携之前往位于安定门内分司厅胡同的河北省度量衡检定所,请所长张鸿钧及检定员韩寅清协助鉴定其价值。经推算,他得到了四个权的正确分量,终于求得莽权中“斤”的价值。
十天后的1月22日,《莽权价值之重新考订》问世,随即刊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(据《半农自写履历》,刘半农1928年始任该所特邀研究员,但在1931年夏便辞去该兼职,专任北大文学院教授)。在文章尾部,他明确地表态,写这篇文章的目的,“旨在揭示这四个权的分量,以修正自己先前对莽权考释的不当之处,并不涉及考古学方面的探究”,这意味着他并非要以此考证作为学术或考古研究方面的成果。
刘半农这篇题赠唐兰(字立庵)的抽印本,共两页。文章可谓短小,但依笔者观之,不失精湛,意义甚为深远。只不过封皮上注明的时间1933年,不佞认为是印错了,似应更正,即当为“1934年2月”。因为《莽权价值之重新考订》成文于1934年1月22日,2月里印就。据1月22日的刘复日记载:上午写莽权一文备交中央研究院集刊;2月1日日记则为:上午清检莽权文图样。在《莽权价值之重新考订》第二页结尾也标明2月1日这个时间。
2月1日这一天,距其死亡之日——7月14日,仅有屈指一百六十多天,而离他毛笔题赠之日,显然更近。完成《莽权价值之重新考订》半年后的暑期,刘半农为了实测平绥沿线声调,着文以贺瑞典探险家斯文?赫定博士(按,楼兰古城的发现者)七十寿辰,并给自己的《四声新谱》和《中国方言地图》收集资料,他前往西北考察,不幸感染上了“回归热”,发烧不退,回京不久即身亡,年四十四岁。
刘半农因科学考察而殉职,留给人们绵绵不尽的哀思,而这篇薄薄两页《莽权价值之重新考订》,更是给学界带来深刻的启示。
民国年间有本很出名的杂志叫《人间世》,1934年登过署名迫吁(作家徐吁笔名,时任《人间世》编辑)的一篇文章《刘复》,作者大谈他在语音实验上的造诣后则曰:“这位爱带黑帽子的教授,与其说他是文学家,毋宁说他是科学家,他的死就是死于科学工作上面”。
默?声/文
《国语运动略史》,是刘半农在法国留学期间的一部重要著作。
1921年6月,刘半农由英至法入巴黎大学学习,主攻语言学,兼学法国流俗语(见刘半农《法国流俗语举例》)。进巴黎大学后,“做学生的所感觉到的最苦的一件事,就是大学区域中房价的飞涨”,“几乎没一天不是穷得淋漓尽致”(刘半农《欧游回忆录》)。不过,他觉得“学人的生活,本应如此啊!”“穷苦是我们的本分”,遂泰然处之。
刘半农非常看重巴黎大学,认为入此大学“决不至于会有‘学了这样学不到那样’之苦”(《欧游回忆录》)。他一头扎进巴黎国家图书馆,狂抄馆藏中国古代文献并苦心研究、深刻领会。经整整三年的艰苦努力,1924年夏,刘半农通过了巴黎大学的各项预试科目,获参加国家博士考试的资格(参见朱洪著《刘半农传》,东方出版社2007年3月版)。《国语运动略史》即是其答辩的论文之一(另一篇是《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》)。
据朱洪所著《刘半农传》介绍,1925年3月17日上午,虽离考试时间还早,教室里已满满的坐了许多人,大都为巴黎的语言学家。赵元任携夫人杨步伟由英国专程赶来。面对老教授们的轮流发问,刘半农从容应对并以自制的录音器进行了成功的演示、讲解。六个小时马拉松式的问答终于圆满地落下帷幕,最终,他被包括伯希和在内的6位专家、教授一致认可授予国家博士学位。这个学位是货真价实的,鲁迅在1933年12月29日致台静农函中,就曾以“国家博士”代称刘半农。
关于《国语运动略史》,刘半农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进行解读。该文经笔者概括为以下七点:一是为了普及国语,便利妇孺,苦于文言太难,因此就有人提倡做白话文;二是文言改为白话后,只能“易懂”而不能“易识”,这就有了字母时期;三是读音问题出现,假如没有方法统一读音,字母就全无用处;四是采用京语有许多的不相宜,不如用一种人造语,使全中国人民都能接受;五是民国五年后的文学革命和民国七年的注音字母公布,还有民国八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成立,使国语渐渐地建造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,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已为人所知;六是统一读音,时下成为主要趋势,注音字母是标音的工具;七是字母制的文字实现非常困难,贸然尝试,结果不一定会好。在文章中,对汉字罗马化,刘半农只在结束处简略地一带而过(参见1934年星云堂版《半农杂文》之《〈国语运动略史〉提要》)。
是册《国语运动略史》,巴黎大学印制,软羊皮面,嵌燕京大学藏书票,为作者刘半农于1925年题赠燕京大学图书馆的签名本,签赠地就在巴黎。
默?声/文
1921年5月,刘半农(中排左一)与蔡元培(中排左二)、章士钊(中排左三)、陈源(中排右一)、张奚若(中排右二) 及徐志摩(前排左二)、傅斯年(前排右二)、张道藩(前排右一)在英国。